[23]以人大为核心的政体选择和治理结构优化，须回应如下议题： （一）人大的议题化转换及平衡 在宪法体制中，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无论何种国家理解，都存在着国家构建的先在命题，它包括但不限于：国家为何构建？国家目的是什么？如何实现国家目的？在此基础上，方有配置国家职权、设置国家机构的政体安排。其后果是，国家的科层组织原理被无视职权分工的维稳式治理冲淡，国家统合的根基被片面的利益满足消解，国家理性被国家工具主义俘获。

三是国家机构的职权及其运行。宪法体制经由主权结构的主权意志凝聚，汇聚了国家的基础共识，从而将社会共同体中的多元力量统合起来。[13]这是因为，规范意义上的国家与作为国家秩序基础的社会之间，既有密切的互动，亦有激烈的对抗。而在当下，监察体制改革与党和国家机构调整对国家体制产生深刻影响，国家体制面临结构性调整，有关国家组织原理的讨论就更为根本。摘要:  对应于民众对国家的泛道德化理解,整体性国家观念大范围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这一观念将国家视为抽象的整体,将具体国家机关看作整体国家的化身｡这一观念误解,遮蔽了国家组织原理,忽视了国家体制的结构分化对导入公民诉求､回应社会压力､建构自足秩序的宪法功能｡宪法对现代国家的构造,遵循人民主权—代议政治—国家机构—公民的规范逻辑,构造由主权结构､治理结构､基础结构等构成的宪法体制｡现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规范逻辑和组织结构还不甚清晰｡作为中国宪法体制的构成,执政党领导人民的主权结构规范化,以人大为中心的政体及治理结构优化,以及由社会建设推动的基础结构塑造等议题,均力图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现代化愿景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目标统摄下的融贯｡ 关键词:  宪法体制。

后者包括实体性公共领域，即由公民联合而成的社会组织，也包括虚拟性公共领域，即依托言论自由和公共媒介形成的公共空间。在此基础上，遵从立法规定和精神，制定具体改革措施。此处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引用时请参考原文。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人民一员，但又觉得人民不是自己。另一方面，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记载了改造过去罪恶的手段和成就，证明了宪法本身的正义性。由于笔者不敢苟同此类观点，所以不昧浅陋，力图诠释其法理与功能。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以宪法社会学的思维方法来把握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宪法意识，进而疏释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的法理，能够柳暗花明，发现比较圆满的答案。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序言 。

（三）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具有指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功能 仍以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叙事为例来说明。且人的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想，去行动，去担当。同时，不可预见性的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每个人有同等行动的共同体内，不能预见一个行动的结果。易言之，作为整体的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是限定的，恒定的，而不是恣意的，但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并不能被直接地观察出来，因为不存在全民直接参加制宪表达其宪法意识的形式。

不断地革命与制宪，并非总是文明的进步。国家权力之间（包括横向与纵向）相互制约。托克维尔当然不是在鼓吹应该选用更加专制的苛政来阻断革命的发生，而是要说明在旧制度罪恶不是特别深重的地方，人民的权利意识更容易觉醒，革命的爆发更有可能。政治宪法学也未能给出这些问题的完满答案，其认为宪法（包括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都是由既成事实的政治权力政治总决断而来的。

法国立宪史读来无疑是一部乏味的记录，其中，即便是在革命期间，也是一部宪法接着一部宪法，而那些掌权者无法实施任何革命的法律和法令。人的复数性导致再精密的头脑也没有办法预测公民政体中实质变迁的全部运作，而是变化相随，永无穷期，直到共同体中热爱和平、品行优良的那部分人厌倦了这种改变、动荡和无序，以至于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能够带来社会稳定的政府。

所以我国八二宪法序言历史叙事的第一要义在于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革命，但同时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也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史，所以革命值得缅怀，但不可轻言革命，亦不可轻言立宪，宪法应具超安定性。最后，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条件，2004年宪法修改时增写了一款作为第14条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我国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指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八二宪法序言历史叙事的本质审视之，制宪权主体的三类宪法意识与变动不居的社会改革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甚至激烈的冲突），因而笔者认为良性违宪可以存在，但必须是能强化权力制约、提升权利保障、增进团结包容的真正的良性，则其本质就没有违宪。历经革命过程的洗礼，人的心灵逐渐自觉，震撼于革命的理想、暴力、洪流和结果。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因其往往被认为是最没有法味的历史事实记载，难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甚至被认为属于可有可无的赘述，可以被忽视。无论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是最大限度地缩减他者的范围，都需要制宪机关在制定宪法时秉持宽容、宽恕的心态。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第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另外，托克维尔还非常有新意地指出，在大革命爆发的国度，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宪权主体也最具有宽恕旧罪恶的主观可能性——爆发大革命的国家，人民都很有修养，也都是追求理想的人。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公意始终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其次，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也具有评价宪法正文的功能：与我国五四宪法相比，我国八二宪法未能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上，这在我国五四宪法的第85条却有规定）。

人所特有的反思能力告诉自我，彷徨和挣扎不是人的本真存在。一、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法理 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语汇中，反复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这一历史社会事实，分别是第一自然段的革命传统，第三自然段的辛亥革命，第四自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次数接近整个宪法中总次数的一半。

如果以革命胜利后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来审视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也就是说，把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与革命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审视，则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法理就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随着人民主权学说的兴盛，人民是制宪权主体已无疑义。立宪时刻的人民意识到了历史责任，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要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当起来，且认识到，当说对自己负责的时候，并不是指仅对自己的个人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革命洗礼后的人民的宪法意识的输出端，就表现为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前者说明我国宪法应具超安定性，后者说明我国宪法本身构建的宪法秩序具有超安定性的内在本质。

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如果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不能担此大任，则必然不断地被推倒重来。

立宪时刻人民这种自我担当的意识形态，在人类灵魂中具有久远的基础。他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困境折磨心灵，也型塑了人的心灵直面困境的态度。当然，宪法有权解释主体的解释是澄清抽象宪法规范之具体涵义的最终版本，但此之前宪法理论的疏释亦定有所裨益。

何况，革命虽是波澜壮阔的奇观，但在这一奇观中最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事件的进程。从哲理上思考，宽恕既是一种功利主义哲学，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宽恕是一种创生力量，这一创生力量使被恕者从过与罪的萎颓中毅然决然地抽身而返，返至一种中正、至善、洁静的创化中。革命的概念要有确切的含义，不能把自称革命的事件都当作革命来看待，要把革命与纯粹的战争、纯粹的暴力事件区别开来。权力制约和团结他者夯实了实现制宪权主体指引美好未来宪法意识形态的根基。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思想史上考察，宽恕在中西传统思想中都是极受珍视的伦理价值。

自由属于人的先验的知性范畴，是不证自明的人性，甚至连神学都承认，万能的上帝也无法控制人的自由意志。苏格拉底是在对自己的存在负责。

（三）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是制宪权主体期待美好未来宪法意识使然 制宪权主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知性把握，体认到历史决定论面临诸多困难。而在旧制度罪恶特别深重的地方，也许会有贫民暴动和农民战争，但却没有近代意义的革命。